Shanghai Metro 黙示録

第一次对声音艺术的尝试。
用手机采集了上海地铁的轨道声、开关门、广播、谈话声、电梯声,并在线上找到拾得脚本,最终把素材混音。

地铁是具有天然赛博朋克风格的场所,我只想让末世感更强一些。

展评 | 任航,身体就是身体,别的都是附加

文/卜生

我们憎恨裸体、憎恨性,就像我们的出生不来自性行为,就像我们生来是穿着衣服一样。

此次展览的标题为《无须之美》,按照策展人张宇凌的说法,“无须”有两个含义:没有胡须、没有必要。没有胡须指的是仿佛古希腊少年一般,体现的是即将性成熟的男性少年的野蛮生命力和对一切事物的渴求。是属灵的、非属肉的。

在任航的摄影作品中,模特大都瘦削,鲜有肌肉发达或者丰腴的肉体出现,这是一种对于纯粹的身体美的摄影表达。正如古希腊雕塑作品中,男性的生殖器官都被刻意做得很小一样。古希腊人认为,写实的或者过大的性器官(或者广义地说,第二性征)会让人显得过于肉欲,而过分的肉欲则代表着野蛮、粗鄙、愚蠢。而任航的作品显然不属于这一类。

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是干净的、是纯粹的,甚至是被物化的。身体被当做一种艺术媒介,被摆成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好像他们不是人的身体,而是别的什么柔性媒介。同时他们又是实实在在的身体,在没有事先规划好的情况下,现场即兴发挥,用任航自己的话说,“模特都是我的朋友或者熟人,大家一起玩儿得开心就好了。玩儿得开心才能自然,如果模特和我都不舒服的话,那就终止拍摄。”并且在艺术家看来,男人和女人的身体都一样,除了做爱的时候需要区分一下性别,其他的时候都只是身体本身而已,不需要凸显性征。

民众把裸体等同于色情,这也是诸如任航等艺术家用人体为媒介和对象进行创作时所遇到的一个阻力。色情需要裸露,但是裸露不一定是色情。二者的区别很明显,色情只是为了肉欲,色情的裸露是为了激发人的性欲的。而单纯的裸体则没有这样的功能,它随裸露,但目的不是勾起人的性欲,而在于呈现人体之美。这种美来自于人类对于自身被赋予的肉体的肯定。

裸体不等于性,性也不等于肮脏下流。

在很多的采访中,任航都会说提到一个现象是,在某些展览结束撤下照片的时候,他会偶然发现照片上面被吐了痰。被“唾弃”这种高规格的羞辱形式代表的是民众对于“裸体=性=肮脏下流”的最直接反馈,也是鲁迅关于“白膀子”的论述的最直观体现。

原文发表于《典藏》2017年8月刊

20170703

割破的手指招来了自己的注意,
没有了食指的一天笨拙。
打翻了的棉签散落,
引起了猫的注意,
把它们扬到了更远的地方。
我用四个手指艰难地把它们放回盒子,
也驱赶着猫。
棉签放好了,
都脏了。

日常肖像的去表情化运动

此次撰文为 Arthub 的2017年7月的线上公映项目。
观看地址点击这里

袁小鹏,《无题》,双频道视频,2017
胡敌,Portraits (《肖像》),单频道视频,2017
胡敌,Contact (《接触》),单频道视频,2015

文/卜生

袁小鹏通常使用相机和手机进行摄影创作,此次的《无题》是他对于录像作品的首次尝试。视频素材均使用苹果智能手机拍摄,内容是一些看似无意义的日常生活碎片。从服务员擦桌子引起的桌面一圈圈洗洁精痕迹开始,到自动扶梯上随风滚动却永远也下不去的纸块,再到玻璃屋檐上的雨水涟漪,这些一段一段的素材之间似乎没有任何的联系。然后通过双屏的并置(一横一竖),左侧竖屏在时间轴上要先于右侧的横屏,造成了同样内容的“追赶”和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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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Nick Ervinck | 跨越真实与虚拟世界的界限

采访/卜生

尼克•埃文克,生于1981年,比利时艺术家。他通过促进数字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的交错融合来探索不同媒介之间的边界。

“电脑代表着迅速,而雕塑则需要耐心和手工操作。”面对这一论调,比利时艺术家尼克• 埃文克一直试图打破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界限,用电脑语言做出了突破想象力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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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评 | 沪申画廊《拼贴:玩纸牌的人》

文/卜生

德国艺术家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曾这样定义拼贴:“两个无关的现实在一个陌生的平面偶遇。”这或许是对于拼贴艺术这种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新艺术形式的一种最贴切的诠释了。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在图像中介入“真实性”,因为现成品的介入构成画面,在原本无关联的元素之间搭建起随机的、临时的联系。达达主义、构成主义以及波普艺术都擅长使用拼贴的方法进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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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儿电影,是男是女要你管

文/卜生

随着 Caitlyn Jenner 公开宣布自己的新性别,已婚已育者的性别身份和性取向认同便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这位前奥运冠军、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赛车手、卡戴珊姐妹的继父一直活在“阳刚”的桎梏中,直到2015年公开自己的新性别之后,65岁的 Caitlyn Jenner 再次获得了人们的关注。Caitlyn 作为公众人物,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他自己也说,曾经会在西装革履下面偷偷穿胸罩,这会让她有着表面压抑之下的安全感,以更好地面对公众。

是男是女要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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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 | 妖艳宾馆

文/卜生

床底有蟑螂,床垫下面还有用过的安全套。

楼下是炒面的地摊和卖花的盲女。
盲女听着宾馆里传来的各种叫床声,把花也卖给他们。
盲女用赚来的钱买了一碗炒面,卖炒面的多放了两片肉,盲女知道,假装不知道。她知道炒面师傅喜欢自己,但她不喜欢炒面师傅,因为他臭,自己有花香。

盲女不知道“香女孩”这个词,但是她知道“臭男人”这个词。她知道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干,自己又是残疾,或许将来可以找到一个好人,对自己好就够了。她听过了许多两个残疾人在一起的故事,似乎只有残疾人才会找残疾人,而健全的人是不会看得上自己的。

她看不见,她知道明眼人把人分成了美丑,但是她自己不知道美和丑又是什么样的。“或许我找一个四肢健全的,但是有点丑的?反正我也看不见,丑了也无所谓。”她就这样等着那个男人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之中。

头上又传来了宾馆的叫床声,她想起了自己为数不多的性生活,她记得自己的叫声和她们的不一样。她听觉敏锐,她知道那些女人在假装,不过她不在乎,男人买花给女人,她赚到钱,这就够了。

花卖给谁都是花。

展评 | 天线空间:《垂直花园》

垂直花园与病态高楼综合征

文/卜生

人类对于垂直空间的向上拓展到了近乎癫狂的程度。高楼竞赛还在持续进行,尤其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和中东国家,这种类似攀比男性雄风的竞赛愈演愈烈。

人类的物质发展实在太快,精神却远远没有跟得上。我们至今保留着“睡眠抽动”的远古习惯(人入睡太快时身体会突然抽动惊醒,源自于原始人睡眠时的生存本能),但身体却住进了钢筋水泥构建的宏伟楼宇。如同让刚出生的婴儿学会高难度的知识一样,人类并没有能够适应这样的剧变,病态高楼综合征就这样产生了。

高楼让人不安,站在高楼上,“我很安全”和“我很危险”两种思想在人的头脑中高频率交替出现,一种想要跳下去的冲动随时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如同无法同时处理两个相反命令的计算机,人的脑子会出现短暂的短路现象。

垂直花园作为一种80年代普及开来的发明在许多建筑上可以见得到,但这种事物总是显得滑稽可笑,它既不治标,也不治本,还丑陋不堪。它们是钢筋水泥城市里的绿色牛皮癣。

天线空间的展览以《垂直花园》为题,提示着高楼与垂直花园的这种冲突和消极解决办法。实际上消解了表面语义,把冲突重置在人造物与自然物之间的对立上。参展的艺术家所带来的作品也都暗合这一主题。

印象最深的作品来自法国艺术家 Lili Reynaud-Dewar 的行为艺术作品录像《我歌唱那带电的身体》。作品名称来自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中的一首诗歌。诗歌中的最后部分由一系列的身体部分所构成,这些身体部分也激发了 Lili 的创作灵感。

当她解释这件作品的创作灵感是,她说:“这些身体部分应该被理解为构建单一、整体肉身的部分,但是当我大声地读出这些诗句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它们在分崩离析、碎裂、散落得到处都是。”

在录像中,艺术家浑身赤裸,涂满了红色的颜料,在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一间空荡的画廊里跳舞,做出一些芭蕾或者瑜伽的动作。红色的身体在空间里跃动,形成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互动。我们既可以在她的舞蹈中看到亨利·马蒂斯的《舞女》,也能感受到社会政治学层面的涂满鲜血的女战士。在这些舞蹈动作之间,还穿插着一些静止帧的花朵图像,其女性主义的观念因此得到了强化。

废弃的空间充满了刚性的建筑线条和残破的墙体,与艺术家赤裸的身体曲线形成视觉对比,她忘情的舞蹈在对着空荡的空间做着徒劳的举动。在舞蹈的间歇,我们可以看到“出戏”的画面,艺术家会做一些日常的举动,比如停下来看手机或者抽烟,将刚刚建立起来的情绪击碎,重新回归到现实之中。

原文发表于《典藏》杂志2017年5月刊

展评 | Leo Xu: 《请系好安全带,我们正经过气流颠簸》

文/卜生

如果说《请系好安全带,我们正经过气流颠簸》这个展览标题想要表现的是目前全球范围出现的大规模不稳定因素和紧张局势的话,那我个人觉得,气流颠簸要比全球局势安全得多了。

今年1月份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就职的“艺术大罢工”让整个艺术界意识到了一种潜伏已久的危机似乎即刻就要爆发。美国的艺术界从未如此空前地感到过危机,这位新上任的总统鼓吹的白人至上主义、厌女、恐同,让美国一直存在的、不太喜欢拿到表面来讨论的问题终于浮了出来。“白左”和“红脖”之间的矛盾得到了进一步激化。

对于这次罢工,我觉得它发出声音是好的,要向美国和全世界的艺术家制造一些声音。但是我觉得艺术应该如同布罗茨基论述文学的作用那样,“文学要一直干涉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涉文学为止”,艺术也应该这样做,不断地激发人们思考、不断地激发人们的不安,让人们看到问题的所在。与其罢工这样消极,不如创作更多的作品,让艺术家们向公众传达自己的理念。

这次展览探讨的就是这样的议题。参与展览的艺术家大多擅长身份政治和 LGBTQ 问题。

一进门处的是张奕满的作品《简单破坏》,它看似某种印在墙壁上的政治宣言,而内容确以反讽的手法对当今的政治局势做出了隐喻。将低效、官僚主义、好大喜功的作风以宣言的形式呈现出来,针对当局进行了强力讽刺。

张奕满的作品经常涉及文字。他去年在外滩美术馆的展览《闲言碎语》就展示了大量的以文字为媒介的艺术作品。从报纸简报、新闻标题、假新闻、无字的报纸都能看出他的创作脉络。“一图胜千言”的道理在张奕满这里行不通,他通过用与文字相关的装置作品来传达最直观的观念,作为符号的文字与装置一起构成符号学要素。

二楼的区域是酷儿区域。酷儿群体作为对抗右翼势力的重要成员,经常用夸张的视觉符号向民众传播着遭受的种种不公。

男同性恋有种特别的能力,能够将歧视他们的群体经过表面的消解和解构,最终变成属于自己的视觉符号之一。比如 Tom of Finland 系列,这位漫画家用极具阳刚之美的男性身体勾勒出一幅幅制服诱惑的同志情色场。警察、军人、机车党这些传统观念中的“国家机器”或者说“因为要维持阳刚而与同志划清界限的”群体,最终被同志群体所使用,并体现在了 Tom 的漫画作品之中。相同的例子还有当年在英国猖獗了一段时期的光头党(skinhead),他们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穿皮靴、背带裤、光头,对待外国人、非白人和同志群体实施其纳粹主义暴行。而如今,在男同志群体中,英国光头党的这身装扮成为了情趣装扮的一部分。

强权专治和性关系之中的施虐受虐不谋而合,这也是酷儿群体消解来自世界的仇视的一种或许是消极的方法。相似的描写在王小波的《东宫·西宫》中也能够观察的到。

性别和性取向从来不是二元的,强制地将人的性别分成男女两类就会绑架男女两群人。有的人并不能够适合到这样的牢笼之中,或者说即便适合了进去,也会因为所谓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而苦恼不已。

韦嘉的绘画作品《贵船台》描述的是一个简单的背面裸体。这幅作品起初画的是女性,并在绘画的过程中逐渐修改为一个男性的背影。以绘画过程讨论性别身份。

一旁的黄汉明的录像作品 Bulent Wongsoy: Biji Diva! 描述的就是土耳其知名歌手 Biji Diva 的传奇一生。

黄汉明如往常一样,在作品的标题上做了处理,这位土耳其歌手的名字叫做 Bulent Ersoy, 但是黄汉明把自己的名字 Wong (黄)嫁接到了其中,并在这部录像作品中扮演了年轻时期的 Biji Diva. 这位土耳其歌手因为其变性人身份,在土耳其被驱逐,流浪到了德国,并因为在电视上说过“如果我有儿子,我绝对不会送他去当兵。”而被指责有反对国家权威和军队驱逐。

这部录像作品中,真实脚本和黄汉明的表演相互穿插,并在片尾由艺术家和他的母亲联合演唱了 Biji Diva 的土耳其语歌曲作为结束。

黄汉明的艺术创作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通过扮演不同性别、种族、年龄的人,以模仿重置的方式翻拍老电影或者历史事件。这种表演方式本身就通过对于身份和性别的瓦解来提出问题:种族是什么?性别是什么?谁在表演谁?这层表象之下是什么?

录像中,Biji Diva 被几个军人架着遣送的画面让我想起了曾经发生在美国纽约石墙酒吧的“石墙事件”。1969年6月28日,纽约的同性恋群体,主要包括变装皇后和跨性别者聚集在一起来武力对抗警察对石墙酒吧的搜捕与封锁。一群在当时的世人眼中还属于“性变态者”和“娘娘腔”的群体对抗这代表国家权威的警察。权威在政治层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不同。

如今这样的事情又在继续。我们感受到的仅仅是“气流颠簸”吗?同志群体奋斗了几十年换来的些许和平,在右翼势力抬头的今天,又被重新燃起的恐同思潮扰乱了。中国和日本战后和平以及中日友好的蜜月期在日本和国内开始右倾的今天,又变成了相互仇恨。

就像很多每天宣扬武力对全世界发动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不懂得战争的残酷一样,很多年轻一代的酷儿群体并不知道今天相对宽松和平等的世界是怎么来的。在酷儿们没有获得平等之前就要将它付之一炬了。

而艺术家能够在这样的情势下做些什么?如果说文艺复兴是借着古希腊和古罗马曾经的辉煌,用来对抗欧洲中世纪的教廷黑暗势力,它既是艺术运动也是政治运动,那么在当下这个时代,在我们无法得知现在是最黑暗还是最光明的时代,艺术家该做些什么?这是展览抛给我们的问题。

原文发表于《典藏》杂志2017年4月刊